一个消失了5年的父亲，一个被放逐了5年的儿子，他们狭路相逢，捆绑上路。

　　一个消失了5年的男人，突然出现在了家门口；一个被放逐了5年的儿子，突然面对闯入的父亲。儿子对父亲充满仇恨，甚至想亲手杀了父亲。在他们彼此的内心深处，都埋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无奈的生存却又把他们生拽到了一起，他们一同开着红色康拜因上路了，穿州过省，去赚取微薄的生计。

　　父亲有心去化解儿子那深埋已久的恨意，却不知如何去做；他试图找回父亲的尊严，却更加深儿子对他的敌意。两个男人在原本就艰辛的苦旅中更加不共戴天。

　　在路上，一个回乡的女孩儿登场了，儿子生命中第一次的懵懂情愫萌发了，他的这次青春冲动，却又被父亲蛮横地生生掐灭。

　　父子俩只能用暴力的方式去解决彼此间的宿怨，他们却又被命运绑在一起，不得不生死与共，远去的真情随之一点点死灰复燃，他们内心的隐秘世界也都一点点显现出来……

　　父亲渐渐老了，他选择用极其屈辱的方式来谋生。

　　儿子变得强大了，他像当年出走的父亲那样，去跟外面的世界硬碰硬。

　　一路上，他们遇到形形色色的麦客、流浪者、土地的最后守护者们，从土生土长的他们、尤其是一个被政府解救的被拐卖的贵州女人身上，父亲寻回了面对自我的勇气，在儿子即将重新接受他的时候，他却又奔向了另一个村庄的不知来历的女人，而他的前妻、儿子的慈母，在一年前正是在对父亲的绝望期盼中承受不了身心创痛，以自杀的方式彻底解脱……

　　父亲的这个举动再次深深伤及儿子的隐密伤痛，儿子再次对父亲感到绝望。于是，他选择比父亲更现实地面对这个世界，比父亲更绝情地对待父亲。但这段红色康拜因之路，无论如何都已在他的生命和未来烙下了不灭的印迹。

　　《红色康拜因》中最主要的情感就是父子之情，最悲情的故事也发生在父子之间。

　　父亲想过一个好的生活，去城市打工。可城市并非像他想的那样。他几次都赔得精光，还累坏了腰。最糟的时候，他做过牢。但整整五年他没有踏上回家路途的半步，因为私心也因为不忍心让儿子看到一个失败的父亲。

　　他想衣锦还乡，他必须在城市中苦苦挣扎。

　　终于，他坚持不下去了，一身的病痛，一身的债务，使他无法再留在城市中。就如他所说的：“又跟五年前一样，啥也没有，就拼这一身劲儿，劲儿也赔精光了……能弄啥？弄啥啥不中。”

　　而儿子憎恨父亲也不是真正的憎恨。他恨的是父亲这个角色五年来的缺失，他恨的是父亲的不负责任，他恨的是母亲重病父亲不闻不问。五年来，他渴望父亲的归来。而当父亲真正回来的时候，父亲没有尽的义务，没有负的责任，使儿子更加埋怨父亲。于是，儿子处处与父亲作对。

　　在割麦的公路之旅中，父子俩的关系从相互对立到相互理解，最终和解。从中不难看出父亲是想让儿子在这劳苦的生活中学会生存。儿子在艰难的生活中长大了，在留守还是出走的问题上，儿子最终选择了出走，他也要像父亲一样在城市中打拼，而父亲却留守家园渐渐衰老。

　　片中的村支书善哥，还有那个种麦子的蔡姓老人，他们都是和父亲一样的人：为了儿女默默付出，不求回报。而儿子将要走的路，和父辈们是那样的相似。

　　但不管是留守，还是出走，那深深的父子之情都融在其中。

　　“康拜因”是英文单词Combine（联合收割机）的音译，这个词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风靡大江南北，无数红色康拜因奔驰在中国大地上，为我们这一农业大国收获丰饶的果实，“康拜因”也成了普罗大众的口头语，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也在康拜因的陪伴下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康拜因记忆”永远镌刻在了他们的灵魂深处。

　　时过境迁，时移势易，“康拜因”渐渐被现实遗忘，正如当下的我们同样遗忘了土地、历史，遗忘了仍然是社会主流的普罗大众——他们却被改称为“底层”。事实上在每年的中国大地上，像过去一样，仍有无数台康拜因奔驰着、收获着，相对应的是无数奔袭千里风餐露宿的收割机手和麦客们，他们的故事撒落遍野，交织着淳朴、残酷、温暖与真情，汇聚成最丰富最当下的“中国风情画”。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关注底层、直面现实的写实主义闻名于世的著名摄影家侯登科和胡武功等人开始对“麦客”这一广泛群体进行长期记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震惊，《南方周末》等媒体也对其进行了持续报道，导演蔡尚君正是被这一系列图片和报道所触动，才决定筹拍以“麦客”为主角的电影，他们“在路上”所蕴含的写实性、电影感都无与伦比，他们的经历所覆盖的社会现实、社会个体也是全景式的、十分值得关注和关怀的。

　　这不是无关现实的猎奇故事，这就是现实，那些活在当下的绝大多数人，他们撑起大地、村庄和城市的底基，却被遗忘乃至遗弃。他们的故事才是真正的中国故事，这一次，他们开着象征着收获与割裂的《红色康拜因》，上路了。